桂文灿（1823-1884），广东南海人，陈澧入室弟子，晚清著名经学家。其一生著述颇丰，以《经学博采录》为代表，兼涉算术、舆地等领域，获曾国藩“海内硕彦”之誉。
述其生平事迹最早始于其子桂坛所作《先考皓庭府君事略》，徐世昌、赵尔巽等均以此范围为桂文灿立传。对桂文灿其人其学的研究，核心围绕三方面展开。第一，生平考证上，支伟成、姜亮夫等一批学者先后对桂文灿生平进行进一步考证和补充。早年因史料局限，其生卒年、出任湖北郧县知县时间问题存争议，后据《先考皓庭府君事略》及各类史籍考证，明确其生于道光三年、卒于光绪十年，光绪十年任湖北郧县知县。第二，著述整理以桂坛《事略》为根本，经桂坫、王欣夫等学者战时悉心保存后刊刻出版。叶昌炽等一众学者及《广州大典》对桂文灿著述多有整理和收录多部。第三，对桂氏专著的研究，焦点落在《经学博采录》《论语皇疏考证》《孟子赵注考证》《孝经集证》四部，柳向春、王晓骊等一众学者对其版本源流、学术价值多有探讨，肯定其在经学传承与文献整理中的价值。
自十九世纪末至今，桂文灿生平考证已趋完备，但学术研究仍显局限，其绝大多数著述未获充分关注。前人成果亦存才诸多不足。其著述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意义非凡，历经战乱留存至今，兼具史料与学术价值，亟待学界进一步发掘与传承。
桂文灿其人其学研究综述
桂文灿（1823—1884），字子白，号皓庭一号昊庭，广东南海人。早年应课学海堂，受业陈澧之门，澧以大儒期之。弱冠后，桂文灿“游历江浙、邹鲁、幽燕之域”，与当时著名学者、重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皆有来往。桂氏一生著述颇丰，种类上多属经解，而兼涉算术、舆地、海防诸学问。曾国藩称赞其“绩学敦行，国朝硏经诸儒洞悉源流，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时人亦以顾亭林、戴东原比之。
一、桂文灿生平事迹的研究
为桂文灿作传，述其生平事迹，最早当属其长子桂坛1885年于奔丧归途中所作的《先考皓庭府君事略》。清代《国史》《（宣统）续修南海县志》、赵尔巽《清史稿》、徐世昌《清儒学案》均有为桂文灿立传，所述大多未出《事略》范围。下文整理后学者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并指出其中得失。
1925年，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将陈澧、桂文灿归入“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并评文灿著述曰：“其所著书精湛处，陈兰甫或不逮也”。容肇祖《学海堂考》中“《学海堂集》选取人名考”一节有“桂文灿”条，叙述桂氏生平，并列举其著述。然所述有误，如“应诏陈言三十条”，实为四十条；或因当时资料有限，文中所记文灿著述的存佚情况，也与今日所见有异。《续修四库总目提要》中，伦明《孝经集解提要》称“文灿字星垣”，按文灿之兄桂文燿，字星垣，文灿字子白，提要此说有误。
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载文灿道光二十九年（1849）生，光绪十二年（1886）卒，得年三十八。注称此由《续碑传集》卷七五考得。麦仲贵在《明清儒学家著述生卒年表》中虽指出姜《表》“考桂氏生卒年，《续碑传集》卷七五俱不见载”，但在书中仍兼采其说，言“姑从其说，俟考”。严文郁的《清儒传略》，第609“桂文灿”条，于文灿生年，亦兼采道光三年、二十九年两说，卒年也将光绪十年、十二年两说并列。另外，严书桂文灿《小传》，误将桂氏为官的湖北郧县记作“湖南郧县”。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有《桂浩亭》诗，下附文灿著述目录之外，又有文灿小传，应是该书编者之作。此传中记桂氏字“子伯”，号“浩亭”，与今日常见者有异。曾燕闻、仇江《棣萼多才朴学家——清代羊城官宦朴学世家桂氏》，对桂文灿家世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并以桂氏一门人才辈出，指出在当代，完善的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李绪柏在《清代广东朴学研究》中多处提及桂文灿，且将桂文灿生平交游与晚清时局相联系，这对进一步了解桂文灿其人其书乃至其学有很大帮助。毛庆耆主编的《岭南学术百家》有“桂文灿”专节，其中叙述文灿献《经学丛书》及留心时局诸事迹之外，又列举其著述，并总以“出入汉学宋学之间，于南北之学不存私见”的评语，并论及桂文灿的舆地学著述，为前人所未涉及。
台北林庆彰、蒋秋华主编的《晚清经学研究文献目录（1901—2000）》载桂文灿生卒年为“1849-1886”。谢莹《桂文灿生平交游及其著述》首节本桂坛《事略》，按“详前人之所略，略前人之所详”的原则，广搜史籍，对桂氏生平作了大量细节上的补充。柳向春、王晓骊点校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并作《南海桂文灿及其〈经学博采录〉》代前言。此篇第一节“生平大要”，博采近代人物如陈澧、曾国藩、翁同龢、戴望、叶昌炽等人的文集、书信、日记，结合《清实录》等史书记载，对桂文灿的生平交游情况做出进一步补充。
台湾学者陈鸿森作《〈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其中“桂文灿”一条依据桂坛《事略》，指出桂文灿任郧县知县的时间应在光绪十年（1884）二月，而非《清史列传》中的光绪九年，后又考定桂氏卒于光绪十年，非《列传》光绪十一年。至于姜亮夫“桂氏生于道光二十九年”之说，陈鸿森谓其乃“误以桂氏中举之年为生年”。
2018年，美国学者麦哲维的《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中译本出版。书中第六章“一位江南客，陈澧与广州的‘汉宋调和论’”，涉及陈澧对桂文灿学术“长于《礼》”的评价，以及陈澧嘱文灿作《周礼今释》等事迹。曾振宇、江曦主编的《孝经文献丛刊》将桂文灿的《孝经集证》点校出版，其《前言》述及桂氏生平、著述时，存在两处错误：一是以文灿知郧县之年为光绪九年（1883）；二是误记桂氏为“广东海南人”。
综上所述，自1885年桂坛作《事略》至今，随着近代史料的逐步整理，文献获取逐渐丰富，学者对桂文灿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关于桂文灿生平事迹，存在争议的一是桂氏的生卒年。其生年有道光三年（1823）、道光二十九年两说；卒年则有光绪十年（1884）、光绪十一年、光绪十二年三说。
据笔者目前所见，桂文灿“生于道光二十九年”之说，源于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后来此说又多被台湾学者采用，如197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明清儒学家著述生卒年表》、1990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儒传略》及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哲研究所出版的《晚清经学研究文献目录（1901—2000）》等书，记载桂文灿生年时，均采用或兼采此说。2012年，陈鸿森才明确指出此说之误。
桂氏“卒于光绪十二年”之说，同出姜氏《综表》。然据桂坛《事略》首句“甲申之岁，不孝坛跣足赴郧，逾年乙酉，始归先子之丧”及《（宣统）续修南海县志》桂坛本传中“甲申冬，赴楚郧奔父丧，徒歩走千里，间乘骡马，逾越险阻，蒙犯风露”之语，已足证桂文灿卒于光绪十年（1884）。2002年《姜亮夫文集·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出版时，校对者昝亮已将表中桂文灿生卒年修订为道光三年（1823）及光绪十年（1884）。笔者近从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庄福伍珍藏桂南屏手迹中得见一“南海桂氏晋砖宋瓦之室用笺”，上有南屏手书文燿、文灿、文炽三人生卒年，其“桂文灿”一条记曰“生于道光癸未年二月初九日子时，卒于光绪十年十月十二日午时”，可为印证。
图1：此承庄福伍见示其珍藏桂南屏手迹，特此致谢。
争议之二，在于桂氏任湖北郧县知县的时间，有光绪九年（1883）、十年二说。《清史列传》系其事于光绪九年之下，陈鸿森则按桂坛《事略》，定为十年，陈氏之说可从。
二、桂文灿著述的研究
（一）桂氏著述目录的整理及研究
关于桂氏著述目录的记载及研究，以桂坛《先考皓庭府君事略》所载为根本。近代战乱，桂文灿遗稿幸有桂坫、王欣夫、郭则沄、伦明等人保存整理，刊刻出版。后学者对桂氏著述目录、版本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深化研究桂氏学术具有开辟性意义。
除史、志中桂文灿本传外，叶昌炽《桂氏遗书序》、徐世昌《清儒学案》、徐信符《论语皇疏考证》稿本书前题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9）》中谢国桢的《桂氏遗书十五种六十五卷》提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一五《桂浩亭》下文灿小传等，均著录有文灿著述各种。
桂文灿次子桂坫，晚年抱文灿遗稿避居香港，王欣夫与其书信往来十多年，得文灿遗著多种。王氏《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文灿《孝经集解》《孝经集证》《论语皇疏考证》《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潜心堂文集》，并附有提要。王氏在民国年间刊刻《纪年丛编》，将其中数种付梓。王氏《学礼斋日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桂文灿著述的记录。
毛庆耆主编的《岭南学术百家》中“桂文灿”一节，比较史传、志乘对桂氏著述著录之异同，共著录桂文灿著述37种，“以及奏疏、谱牒、训诫之类若干种”。其中存在一些谬误，如其言桂氏有“《书古今注》二卷”，其中“书”字当为“诗”之误；又云“文灿就有《孝经集注》四卷”，其“集注”当为“集证”。
谢莹《桂文灿生平交游及其著述》一文第二节，将《事略》所载桂氏著述54种按次序列成一表，并附各书成书时间及前人评介，为后学检索提供了方便。谢文所载桂氏著述，除去奏疏、训诫、谱牒等，比《岭南学术百家》多《兴艺堂集》一种。据谢莹言，此种俞樾曾于《春在堂随笔》中提及。谢莹根据《东塾续集》中陈澧与桂文灿信中所言，推断文灿曾以“兴艺堂”为名编其文集。此集或即《潜心堂集》的前身。
王晓骊、柳向春《南海桂文灿及其〈经学博采录〉》一文第二节“桂氏之学术”，对桂文灿所著各书的版本进行整理，并综合桂氏各书序言，及《续四库总目提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桂氏著述提要等资料，对桂文灿《易大义补》等十多种著述作了简介。但其转引《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桂文灿《示同学诸子》时，将王欣夫评语窜入文灿原文，是因《书录》点校者之误而误。
《广州大典》收录桂文灿多部著作。其中，《桂文灿丛稿》《南海桂子白先生遗稿》辑有桂氏著述的稿本及抄稿本，而单独著录于经部的有《桂氏经学丛书》《论语皇疏考证》二卷、《群经补证》六卷，以及桂文灿校、陈澧删次的臧庸《孝经郑氏解》一卷。地方志有桂文灿纂、陈澧绘图的《广东图志》九十二卷。需要略作说明的是，1967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曾影印同为“同治年间省城龙藏街萃文堂刻本”的《广东图说》九十二卷，书名与《广东图志》有一字之差，桂坛《事略》记是书名《广东图说》。今考《东塾续集》，陈澧与桂文灿信中有言：“吾弟（指桂文灿）撰此《志》甚佳，当□仆劝不必如此，今乃觉□。弟主音□，实是著作才，□谓之《图志》，不谓□《图说》，甚是，佩服。”似乎是对此书书名的探讨。据此可以推断，《广东图说》改名《广东图志》，其议出于桂文灿，而陈澧从之。
2017年，冯先思发表《抗战期间桂文灿著述刊行记》一文，将桂氏著作的刊行情况研究时间线拓展到20世纪40年代。此文记述桂坫、郭则沄、王欣夫在民国时期对桂文灿著作的保存和刊行事迹，指出“民国期间，桂文灿著述刊行一共有8种9个版本”。文末注释中，冯先思自言此前曾作《桂文灿著述版本叙录》，今未得见。逾年，冯氏又发表《〈广州大典〉未收桂文灿著述两种考略》，指出《广州大典》未收录桂氏两种，即《潜心堂集》八卷本与南京图书馆藏、《春秋列国图》等咸丰七年（1857）五卷刻本。并疑“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桂皓庭集》书前护封中两叶内容与《左传》地理相关，为桂文灿已佚之作《春秋列国疆域考》仅存的片段。”冯文先考察《潜心堂集》八卷本与一卷本的关系及差异，后分析《春秋列国图》的成书过程及学术背景，最后辑录《春秋列国疆域考》佚文，并附录桂氏佚作《潜心堂集》跋语、《皇侃论语义疏跋》《禹贡字义说》《桂氏家谱自序》四篇。
（二）对桂氏专著的研究
桂文灿著书逾50种，自19世纪以后，学者对其著述的专门研究，焦点落在《经学博采录》《论语皇疏考证》《孟子赵注考证》及《孝经集证》四部书上。就目前而言，学者对《经学博采录》研究最多。
《经学博采录》版本甚繁，且未有定本，较常被使用的是《辛巳丛编》中王欣夫删次的六卷本，以及郭则沄《敬跻堂丛书》十二卷本。当代点校本则有两种：一是王晓骊、柳向春以《辛巳丛编》六卷本为底本点校的版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附录有“《敬跻堂丛书》本羡出条目补录”，补全了六卷本中王欣夫删去的部分；二是由陈居渊作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敬跻堂丛书》十二卷本为底本的版本。
2009年，蔡长林发表《乾嘉道咸经学采风——读〈经学博采录〉》一文，通过对《博采录》所载的分析举证，指出该书在清中晚期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以及经学的地域性研究中的价值，并提示“由桂氏此书，可以看到思想史叙事与学术史实之间的落差，这一落差有无意义，或许是治经学与经学史者亟待补足之处。”
2010年，刘冰撰《广雅书局未刊底本——桂文灿〈经学博采录〉》，介绍辽宁省图书馆藏，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广雅书局未刊抄校本的版本特征，并评该本“审校严谨，具有很高的版本和文献价值”。
2011年，陈居渊在《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一文，开篇“其人与其书”一节即指出：“《辛巳丛编》本虽然给我们今天阅读桂书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经过王氏的删繁就简和重新编排，由体系到内容，都没有突破原著，却使桂书原貌全非，如原著卷二尽为王氏所删就是一例。”
陈氏概括《经学博采录》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荟萃与实录”。荟萃，有采博之意，谓此书所记经学家遍及全国各省，又兼收汉、宋两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缺憾，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乾、嘉、道、咸四朝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胳”；而“实录”则是反映历史事实，“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其意与蔡长林所谓“看到思想史叙事与学术史实之间的落差”相似。文中还列举《经学博采录》记载的不实之处，认为是由桂文灿“见闻不足”所致。关于该书书名，陈居渊认为，在清代汉宋门户对立的背景下，桂文灿虽以汉学为宗，但其书称“经学”而不用“汉学”，是“基于当时学术研究的多元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转换概念的意向”。
柳向春、王晓骊在《南海桂文灿及其〈经学博采录〉》第三节“经学博采录之内容及价值”中，也论及《经学博采录》书名含义。柳、王认为，桂书“经学”之名，既寓“以汉学为本，而补充以宋学之义理以救其弊者”之意，又有对龚自珍等人与江藩就《汉学师承记》书名所商榷的借鉴。此文第四节记叙《经学博采录》的版本，重点讲王欣夫重编六卷本的成书，并比较各版本异同，结论为该书其他版本较王欣夫《辛巳丛编》六卷本溢出处“皆与经学关联较浅”，《丛编》六卷本虽非定本，但可视为“子白最后修订之本”。
张纹华《桂文灿与他的〈经学博采录〉》一文，从源起、版本及撰写特色三方面，介绍《经学博采录》，并指出《经学博采录》所载“不为人知的学者”及“不知所踪的著作”在当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若可以寻获《经学博采录》中那些不知所踪的著作与将不为世人所知的经学家载入书中，那么中国近代经学史必然要重写”。可谓是真知灼见。但此文以《经学博采录》为“桂文灿唯一在生前还没有定稿的著作”之说则有待商榷。而其记《广雅书局未刊底本——桂文灿〈经学博采录〉》作者为“孙兵”，应是“刘冰”之误。
董铁柱《作为经世之学的经学——论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对经学的新诠》一文，针对前述书名问题中陈居渊的观点，提出两个不同意见：一是桂文灿所谓“经学”，更多是指经世之学；二是桂文灿对于汉、宋门户的态度是一种彻底的消解，也即是“不分汉宋”。基于此，董铁柱认为中西之间学问、思想之冲突已经代替儒学内部的汉宋之争，“成为当时思想家们需要响应的首要问题”。
除《经学博采录》外，桂氏的《孝经集证》也多有学者研究。《孝经集证》现存的版本有四卷本和十卷本两种。《事略》《行述》《桂氏遗书序》《清儒学案》及各史志桂氏本传中均记此书作四卷，《南海桂子白先生遗稿》有《孝经集证》抄稿本，即是分作四卷之本；而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此书另一抄稿本，作“十卷一厚册”。据王氏《孝经集证提要》，此十卷本乃由故宫中未刊之稿本传抄而来。曾振宇、江曦点校出版《孝经集证》时，即用《续修四库全书》中王氏学礼斋抄稿十卷本的影印本作底本的。
许外芳、马新宇《论桂文灿〈孝经集证〉的学术成就》一文，据《孝经集证》十卷本，从篇幅、征引文献种类及书中桂氏按语的独到见解三方面，对《孝经集证》的学术成就做出总结。此篇将桂书与李之素《孝经内外传》、冉觐祖《孝经详说》、赵起蛟《孝经集解》、阮福《孝经义疏补》、黄道周《孝经集传》、皮锡瑞《孝经郑注疏》作引书种类上的对比，并逐条整理以上各书的征引书目。但其以《集证》为“篇幅居清代《孝经》研究之最”，以及称书中所引“极少与前人注疏、集解《孝经》的文献重复”两个观点，据笔者所见，均不十分准确。
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现可见的版本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的稿本、《桂氏经学丛书》传抄本、(王氏学礼斋抄稿本、王欣夫《庚辰丛编》刻本四种。柳宏、杨士卿《证其所长，考其所短——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简论》一文，按桂氏自序“证其所长，考其所短”之语，将该书对皇侃《论语义疏》的80多条考证条目分作“证其所长”“考其所短”“考订异文”三类，并总结该书特点为“考证翔实”“考证深入”及“实事求是”。
李畅然《〈孟子赵注考证〉对赵岐〈孟子章句〉之意的发掘》一文，一则整理桂文灿《孟子赵注考证》的版本，“除稿本传世外，刻本有生前的清咸丰七年（1857）本和身后的光绪十九年（1893）《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本（列为丛书第十二）、民国二十四年（1935）《丙子丛编》本”。二则将书中桂文灿对《孟子》经文、赵岐注及“孙奭疏”的71条考证分为“对赵注之意的发掘暨对旧疏的批评”与“对赵注《章指》的注释”两类，并举书中实例进行分析。最后平议该书，称其“条目较少，而且较为粗糙。体例上的好处是于序中声明周广业和焦循相关著作已有定论者不重复，但还是有一些条目源自焦疏，甚或不及焦疏。《孟子赵注考证》作为研读《孟子注疏》的普通参考可也”。另，按光绪九年（1883）桂文灿截取知县，十年二月签掣湖北郧县，此文谓文灿“光绪九年选知湖北郧县”，误。
此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桂氏多种著述撰有提要，可备参考。当代学者论著中对桂文灿的观点也时有征引，但大多不成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三、对桂文灿其人其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以上所列，疏失舛误，自所不免。然由之依然可见自十九世纪末以后，学者对桂文灿生平事迹的考证较为完备，而对其学术的研究却十分有限。已知桂氏著述现存四十多种，其中仅有四种较受学界关注，其余几乎无人问津。
即前人之成果，亦存在不足之处。如桂氏《孝经集证》一书，其点校本仅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王欣夫学礼斋钞稿十卷本为底本，并未参校《南海桂子白先生遗稿》之四卷本。王欣夫撰是书提要时，已指出该书有十卷本与四卷本二种，云：“叶菊裳先生代汪鸣銮序《桂氏遗书》，亦列是书，作四卷，分卷与此异。盖进呈者与乞序者不但卷数有异，而种数亦不同。”但王氏当时或未得见此四卷之本，故不能详言其差别。近来笔者将此二本对读，发现其间文字多有异同，且四卷本中有数页内容为十卷本所无，其原因俟考。
至于《经学博采录》及其中提及的许多不知名的清代学者，虽然前人曾多次撰文，言说此书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但至今其受到学界的关注仍微乎其微。
桂文灿著述手稿多毁于战火，其刊刻出版者的流传，也因社会动乱而受限。但民国时各地学人，虽常常身陷兵乱，仍在其书板毁坏后即予以复刻或抄写，其人之坚持不懈，桂文灿著述之可贵，由是可见。如桂氏《孝经集解》一书，1941年，上海道德书局再次刻成时，跋云：“甲申（1884）之冬，郧人赵拔萃永清刻于郧阳，丙申（1896）之秋，坫刻于广州，郧板不知存否，广州板已毁矣。比避地九龙，仅携孤本。防城陈公、揭阳孙公，注重旧德，嘉纳此编，重付手民，以广流布，阐扬经训，其有裨于人心风俗者大矣。”20世纪60年代初，吴县王欣夫又将此书抄录，且云道德书局本“流行亦未广，他日当与《集证》同重刊也”，惜乎最终未就绪而卒。前人于时局艰难时尚能勤力如此，当今社会安定，学人更应担起对前人事业的继承，乃至发扬光大的责任。做桂文灿等在当代不广为人知的人物研究，或许如陈鸿森所言“自不免高明大雅‘见树不见林’之讥”，但所谓“欲见一代之学术者，必先考镜其人物，人物者，学术之渊源也”。若能藉此为清代学术史研究添得一砖半石，便是十分值得。
【作者】施耕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频道编辑】周丽娜 陈春霖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叶石界 郭芳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5期
